专访郑永年：RCEP是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中国应把握“有限全球化时代”的机遇继续深化开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报道受到疫情持续和地缘局势风险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全球各国经济的复苏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1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较1月份预测值下调0.8个百分点。IMF认为，燃料和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对低收入国家弱势群体的打击最大。为应对通胀高企，全球多个经济体加息，导致投资者降低风险偏好、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此外，低收入国家新冠疫苗短缺可能导致新一轮疫情暴发。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他在评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落地效果的同时，也谈及当前中国身处“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图为郑永年教授受访者提供）

RCEP更具包容性

《21世纪》：当前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您认为RCEP在促进亚太区域经贸格局方面起到怎样的作用？作为区域性合作框架，RCEP在构建多边贸易和促进自由贸易方面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做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自由贸易区，尤其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搞“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现在的拜登总统又在推所谓的基于价值之上的集团(valuebasedbloc)。其实，这种贸易形态就像是回到以前的冷战时期。当时世界处于两极化，美苏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自由贸易”只存在于两个集团的内部。

在过去四十年，在苏联和华约解体后，全球化出现一体化，形成了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经济发展因“超级全球化”而生。但“超级全球化”在为我们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分化和中产阶级萎缩，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而这也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原因。为了应付国内问题，美国开始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与之不同的是，亚洲国家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我们从来没有过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自由贸易。比如，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签署了“10+1”自贸协定，竞争不可避免，但这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我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同时也是双赢的。

我们如今所建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是同理。RCEP与美国所提倡的TPP不同，TPP是排它性的多边主义，相比之下，RCEP更具包容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所做的是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跟西方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不同。推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共同富裕”。

因此，RCEP很重要。尽管从规则、原则上来看，这好像是比较传统的经贸投资，包括关税、投资贸易服务便利化等，但这确实是必须的。从贸易方面来说，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并不比欧盟、北美地区低，但我们在规则、法治上的规定并不多，所以RCEP的生效实际上表明签署这个协定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制度化，日后将向着法治化推进。

RCEP在今年年初生效，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疫情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例如在供应链方面，欧美与不少亚洲国家之间的供应链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截至目前，亚洲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运作算是比较顺畅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疫情而放缓推进RCEP，而是要尽快推进。RCEP所起到的作用是经贸导向。当前推进RCEP的实施，就相当于推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RCEP在多国逐步生效实施。您如何评价RCEP的落地实施效果？

郑永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RCEP的落地还是比较顺畅的。当前的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供应链危机等，使全球经济的前景不乐观。因此，从区域的角度来说，RCEP是一个区域经济的亮点。因为各个国家都想抓住机遇，想找到一个“抓手”来提振当地经济的发展。

当然，RCEP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RCEP侧重于传统的投资贸易，促进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下一步。去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我认为从RCEP到CPTPP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我们做好传统的投资贸易基础后，再逐步提高贸易标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CPTPP缺少了中国，它的体量将会小很多，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只有大家一同加入，才能共享发展。因为在区域经济中，若只有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发展也是不稳定的。

在过去四十年里，亚洲地区国家之所以发展得好，成为最和平、发展最稳定的区域，是因为各国都在一步步扩散、开放地发展。因此，RCEP的实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日后加入CPTPP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是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21世纪》：您曾表示我们将长期处于“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标志着从198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的结束。在“超级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都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促使资本扩大，各个国家政府的角色弱化。当前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可能会回到像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到1980年代的全球化，当时政府、资本等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很多年里，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凯恩斯主义被否定。但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将再次回到国家至少拥有部分经济主权的全球化时代。在我看来，全球化进程是不会停止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力量阻挡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政治力量只能是设置一些阻碍，全球化还是会进行下去。

所以，在“有限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角色更为重要。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时，中国要逆向而行。因此，我提出了“中国要步入第三次开放”，“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开放的国家往往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21世纪》：“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将会怎样影响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格局？

郑永年：经过四十多年在开放状态下的成长，中国占据了全球中下端的供应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开放，首先要巩固中下端的供应链，然后去竞争更高端的供应链。中美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当面对美国在高科技芯片等领域的封锁时，中国也不得不竞争。若不往高端供应链领域发展，我们很有可能会频繁面临被“卡脖子”的窘境。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继续深化开放，来巩固中下端的供应链，并通过向科研和研发的有效投入，往高端的供应链发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避免像美国那样把供应链武器化，不然会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造成破坏。我们要成为保持开放的经济体，在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便能造福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中国该如何逐步往质量型经济方向发展？

郑永年：首先，要有经济发展。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技术，我们要做更多的研发，需要往供应链上端走。科技是生产力，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加大了科研方面的投入。

但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做创新，而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创新。另外，规则就是生产力，要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所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包括政策、规则等的统一。

第三，人才就是生产力，因为知识经济背后就是人才。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做出改革，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国际人才，还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到中国发展。另外，还要为人口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建立“宜育”社会。

未来，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科技”、“规则”、“开放”、“人才”都将是关键词。

（作者：胡慧茵编辑：和佳）